2026/01/13






世纪之交的2000年,人类首次触及生命蓝图的轮廓。那一刻,一个关于医学的梦想被点亮——更深入地理解疾病,更理性地设计药物,让改变命运的治疗,走向更多生命。也正是在这一年,药明康德诞生。与全球创新者同行,将梦想化为笃定的初心。
25年,梦想没有停留在想象中。它走进实验室,融入临床中,在一次次协作与托付里,缓慢生长,不断延展。
站在2026年的起点,第14届药明康德全球论坛在旧金山如期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追梦人再度相聚,以“B.O.L.D.”为名,回望走过的25年,也眺望仍在前方的梦想。向那些始终相信科学、坚持创新、并以行动推动医学向前的人——致敬。
欢迎
在欢迎致辞中,论坛主席、药明康德副总裁蔡辉博士邀请大家一起回望过去25年的来路。她说,每年1月的相聚,从来不只是一次会议,更像是一种约定:提醒我们生物医药产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是因为选择彼此信任、并肩同行。
围绕论坛长期坚持的主题“B.O.L.D.”,蔡辉博士进一步分享了她的理解:BOLD,不只是打破边界、探索未知,更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稳稳走好每一步,并始终把患者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一条坚实而笃定的路,也是一段由无数双手共同托举、携手走向未来的同行之旅。

时代创新脉动

站在本世纪下一个25年的起点,我们不禁思考,这一路走来,产业取得了哪些令人瞩目的突破,又有哪些瓶颈仍待解决?在开场讨论中,多位行业领袖从创新突破转化、临床开发、监管与投资等多个维度切入,回顾过去,审视当下,共同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
拜耳执行副总裁、制药业务BD&L负责人兼Leaps负责人Juergen Eckhardt博士回顾了过去25年间新治疗模式的涌现。他表示:“那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时期。在新治疗模式的开发,尤其是在将其真正带给患者方面,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进展切实改变了许多患者的治疗范式。”

在肯定显著进步的同时,嘉宾们也对行业仍面临的深层挑战保持清醒认识。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教授兼高级研究员Kenneth Kaitin博士指出:“药物研发的基本流程在过去60多年里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在诸多挑战之中,如何提升临床试验效率成为多位嘉宾共同关注的焦点。MD安德森癌症中心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官Giulio Draetta博士指出,与“患者不愿参与复杂临床试验”的传统认知不同,现实中患者往往展现出极大的慷慨与意愿,希望为早期研究提供支持。他认为,如果能够更好地衔接标准治疗与临床试验,在真实医疗场景中实现更高质量的执行,临床试验的参与度有望显著提升。

从罕见病的视角出发,Parabilis Medicines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thai Mammen博士补充道,企业需要更加系统地利用常规筛查数据,主动识别真正患病的潜在受试者。这一做法不仅有助于改善罕见病患者的诊断路径,也将为相关领域的临床试验推进带来实质性助力。

在提升临床效率的技术路径中,人工智能(AI)被视为重要工具之一。Averin Capital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David Berry博士分享了AI在临床研究中的潜在应用前景。他指出,借助AI进行临床研究模拟,已发展到FDA允许开展“无需直接接触患者”的研究探索。尽管用AI模拟取代传统临床试验在过去被普遍视为不可能,但这一边界正在被不断推动。

围绕“挑战不可能”这一话题,本场讨论主持人、RA Ventures风险合伙人Laura Shawver博士引用了一句她尤为认同的话:“困难的事情可以立刻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只是需要更长一点时间。”她表示,随着时间推移和能力积累,许多当下看似无法实现的目标,终将被逐一攻克。

创新快车道

在将科学真正转化为创新疗法、造福病患的进程中,哪些候选药物值得更进一步?我们又该如何做出抉择,让创新满足最迫切的医疗需求?在论坛的第二场专题讨论中,多家新锐公司的领军人物分享了加速新药研发的实践与策略,以及如何挑战传统研发路径,探索能够提升研发成功率的新技术、新模式与新理念。
讨论伊始,专题讨论主持人、Forbion合伙人Jon Edwards博士抛出了一个基础却关键的问题:“我们所说的‘速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充足的资金储备,还是经验丰富、少走弯路的团队?抑或是被寄予厚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AI?”

谈及AI在加速药物发现中的角色,Xaira Therapeutics首席医学官Paulo Fontoura博士表达了审慎而乐观的态度。他认为,AI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速度,更在于帮助研发更快接近“真相”。“AI既能加深我们对生物学机制的理解,也能帮助我们将这些机制精准匹配到合适的患者身上,从而真正改善治疗结果。”

与此同时,多位嘉宾也提醒,在追求速度的过程中,科学判断与试验设计同样至关重要。Tenvie Therapeutics首席执行官兼总裁Tony Estrada博士指出,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领域,过快推进有时反而可能对靶点理解和生物学假设造成干扰,进而得出错误结论,延缓整个领域的发展。

在讨论如何“更快做出更好的药”时,Dispatch Bio首席执行官Sabah Öney博士将焦点重新拉回患者本身。他强调,在实体瘤等疾病领域,患者所承受的时间压力极为真实。“如果我们哪怕晚了两年,意味着成千上万原本可能受益的患者,最终错失了机会。”

Candid Therapeutics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Ken Song博士则从研发决策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更具挑战性的思维方式——通过设计“正确的实验”,尽早验证假设、快速作出取舍。他认为,能够尽早终止不可行项目,本身也是一种效率和责任的体现。

细胞和基因疗法的时代承诺

作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创新治疗模式之一,细胞和基因疗法已为治疗多种癌症和遗传病带来新的希望。2025年,Fred Ramsdell博士因在调节性T细胞领域的奠基性工作,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Sonoma Biotherapeutics创始人兼顾问Jeffrey Bluestone博士一道,他们回顾了细胞和基因疗法这一领域的发展历程与当前格局,并对未来的重点拓展方向做了展望。
两位嘉宾重点探讨了调节性T细胞相关的基础研究如何为细胞疗法治疗自身免疫疾病奠定科学基础。Jeffrey Bluestone博士指出,诺奖研究揭示了免疫耐受并非免疫缺失,而是一个高度主动、由进化塑造的过程。调节性T细胞并非生物学的偶然产物,而是专门为维持自身组织稳态而进化出的关键细胞谱系。几乎所有自身免疫疾病以及移植排斥反应,都与这些细胞功能失调密切相关,这也为新一代治疗策略提供了清晰方向。

Fred Ramsdell博士则进一步阐述了调节性T细胞疗法相较于传统药物模式的独特优势。他表示,这一疗法的魅力在于充分利用了进化本身的智慧——这些细胞“知道该去哪里、该做什么”,能够主动维持组织健康。“让为保护组织而进化出的细胞,继续去完成它们本该承担的任务,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治疗思路。”

以患者为先:我们肩负的方向

无论科学怎么突破,技术怎么创新,目标最终都应回归到改善患者的生活。围绕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癌症、以及心血管疾病这三大“杀手”,三位长期奋战在临床与科研一线的科学家就各自擅长的领域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哪些治疗与预防手段能够真正改变患者的生活,又有哪些更加患者导向的研发策略能真正推动创新惠及病患。
专题讨论主持、Arena BioWork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Harvey Berger博士在开场时直言,在他看来,药物研发领域面临的根本问题仍是失败率过高。“如果失败率能够显著降低,速度本身就不会成为核心矛盾,患者所获得的改变将是深刻而持久的。”

对此,斯坦福心血管研究所主任、Greenstone Biosciences联合创始人Joseph Wu博士表达了审慎的乐观。他指出,随着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研究者如今能够在单细胞层面解析组织、基因与蛋白变化,并将这些发现迅速反馈至药物设计与功能验证之中。借助类器官等新模型,研发过程正逐步形成更高效的闭环。

在肿瘤领域,帕克癌症免疫治疗研究所首席执行官Karen Knudsen博士强调,创新疗法已经开始在真实世界中产生深远影响。她指出,美国目前已首次在所有癌症总体层面实现五年生存率达到70%,这一历史性进展,正源于在多种难治性癌症中的持续治疗创新。

谈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未来,2025年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得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Weill神经科学研究所主任Stephen Hauser博士同样持积极态度。他认为,随着生物标志物和通路研究的成熟,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ALS等疾病的生物学复杂性正逐步被拆解。针对合理靶点、设计严谨的项目,有望在未来显著改善全球患者的生活质量。

共创未来
药明康德联席首席执行官陈民章博士首先向所有到场的演讲嘉宾、合作伙伴以及一路同行的朋友致以由衷的感谢。回望来路,他将时间拉回到2000年。那时的药明康德,只有四名员工、一间实验室,却已怀抱着一个朴素而坚定的信念:科学,能够改变生命。25年来,这份信念从未孤独前行。正是在全球创新生态圈的推动下,在一次次突破边界、一次次勇于承担风险的选择中,在顺境与逆境交织的旅程里,大家彼此扶持、共同坚守,走到了今天。
围绕“共创未来”这一主题,陈民章博士强调,未来从来不是独自抵达的终点,而是在记忆中延续、在信任中生长、由选择携手同行的人们共同塑造。站在当下这个科学与技术持续突破的时代,这一共同的未来正逐渐具象化: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50万项活跃的临床试验同步推进,每一项都承载着患者的希望。对药明康德而言,这个未来既承载理想,也扎根现实。它不仅由思想的交流所点亮,更由责任的担当、对协作的开放、在不确定中前行的勇气,以及作为一个共同体持续向前的承诺所铸就。而支撑这一切的核心始终清晰而坚定:将患者置于每一项决策的中心,持续践行那份不曾改变的信念——“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难治的病”。

健康老龄化的时代新篇

老龄化不仅是全球社会面临的重要趋势,更是多种疾病的关键风险因素。“健康老龄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哪些突破有望改变衰老相关疾病的进程?针对这些问题,来自学术界、生物技术公司、大型医药企业与投资机构的专家齐聚一堂,探讨延长“健康寿命”(healthspan)的方法,并展望抗衰老领域正在加速到来的科学突破。
Hevolution基金会首席投资官William Greene博士指出了一个值得警醒的悖论:过去半个世纪中,人类寿命持续延长,但新增的寿命年限往往伴随着日益沉重的慢性疾病负担。他强调,未能真正“压低”与年龄相关疾病的发生曲线,是现代医学面临的最大未满足挑战之一。同时,他也将这一现实视为一次重要机遇——呼唤全新的医学路径,不仅要延长生命长度,更要提升生命质量。

XPRIZE基金会健康执行副总裁Jamie Justice博士从生物学角度切入,强调多种老龄相关疾病背后存在着共通的生物学基础。她认为,与其将这些疾病视为彼此孤立的状态,不如将“衰老本身”视为一个可干预的共同靶点。基于动物模型和转化研究的证据,她指出,科学界正逐步具备调控这一生物学过程的能力,从而有望同时影响多种疾病。她同时强调,XPRIZE正致力于推动这些科学洞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标志着老龄化研究正从理论走向现实验证。

诺和诺德医学与转化科学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医学官Filip Knop博士则将新兴的长寿科学与早已被反复验证的健康老龄化驱动因素联系起来。他指出,热量限制和身体活动在临床前研究、流行病学研究以及人群研究中始终表现出一致的积极作用。他进一步介绍,以司美格鲁肽为代表的疗法,可能正是通过作用于这些相同的生物通路,减少能量摄入、支持身体功能,从而带来广泛获益。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寿命与健康寿命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改变,这为有意义的医学干预提供了现实可能。

巴克老龄化研究所首席执行官Eric Verdin博士阐述了健康老龄化领域的核心科学命题:许多慢性疾病共享由衰老驱动的共同机制。他以动物模型和百岁老人为例指出,这些机制是可以被调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百岁老人一生中真正受到与年龄相关疾病困扰的时间比例非常低。Verdin博士认为,这一鲜明对比为“压缩病程”(compressing morbidity)提供了有力证据——医学目标不应仅是延长寿命,更应是缩短患病时间,这在生物学上是可以实现的。

Retro Biosciences首席执行官Joe Betts-LaCroix先生则聚焦于那些已被证明能够显著改善健康寿命的干预手段。他强调,热量限制、GLP-1受体激动剂以及身体活动,是目前识别出的最具影响力的几大杠杆。其中,运动可能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干预方式。他提到,随着“运动因子(exerkines)”研究的兴起,科学家正逐步揭示身体活动背后的分子机制,这也为将相关生物学发现转化为可规模化的预防策略打开了广阔空间。

作为本场讨论的主持人,Life Biosciences首席运营官Michael Ringel博士将衰老定义为人类所面临的最普遍、也最具深远影响的生物学状态。他指出,衰老远比大多数人想象得更早开始,体能和认知功能的可测下降,甚至在生命的第三个十年便已出现。他进一步强调,在发达国家,超过90%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源于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因此,健康老龄化并非小众的科学议题,而是关乎医疗体系、科研优先级乃至整个社会的核心挑战。

阿尔茨海默病:从全球挑战看未来健康

作为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阿尔茨海默病既是“健康老龄化”进程中的严峻挑战,也是一场对生物医药行业创新能力与应对策略的系统性考验。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协作组织创始主席George Vradenburg先生与F-Prime生物医学研究倡议总裁Stacie Weninger博士,把阿尔茨海默病视作对全球医疗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在这场对话中,他们深入探讨科学创新如何实现有效转化,以及如何提升疗法的可及性、可负担性与全球落地能力。
Stacie Weninger博士强调,需要重新思考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与治疗路径,尤其是在有效疗法仍然有限的领域。她指出,研究本身应当越来越多地发挥“护理”的功能,像肿瘤领域那样,让患者更早获得研究性疗法,从而在满足迫切未满足需求的同时,加速研发进程。她特别强调,生物标志物的快速演进是这一转变的核心驱动力——从最初依赖尸检诊断,到影像学,再到如今的脑脊液和血液标志物,这一系列进展正在根本性地重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现、研究与治疗方式。

George Vradenburg先生则强调了可规模化、低成本技术在改变阿尔茨海默病全球轨迹方面的巨大潜力。他提到,基于语音的认知评估等新工具,有望突破传统临床场景的限制,实现更早期、更广泛的认知障碍识别。通过智能手机、数字平台和远程医疗,这些技术能够将评估、监测与干预真正带到患者身边,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显著提升脑健康创新的可及性。

专题讨论主持、药明康德联席首席执行官杨青博士总结指出,任何挑战都可能转化为机遇,而这些机遇往往会激发科学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同时,尽管任何新技术和新分子在起步阶段往往成本不菲,但随着行业了解的不断加深,我们终将变得更快,更高效,最终造福更广泛的患者群体。

塑造未来研发新格局

在2026药明康德全球论坛的最后一场专题讨论中,多家知名风险投资机构的代表从投融资视角切入,探讨未来投资方向、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应如何演进,才能更好承接新技术浪潮与患者需求。同时,他们也分享了如何通过更高效的协作模式,推动行业取得更快的进展与更优的创新成果。
赛诺菲投资董事总经理Jason Hafler先生从务实、以生态体系为先的视角出发,强调大型制药企业在推动创新方面所具备的多元化、灵活工具组合。他指出,创新者与制药伙伴之间保持清晰、透明的沟通至关重要。无论是并购、业务拓展还是股权投资,围绕需求达成共识,都是高效穿越复杂组织结构、加速将药物带给患者的关键。

Flagship Pioneering普通合伙人Avak Kahvejian博士则将行业置于他所称的“生物学世纪”之中,对AI推动药物研发成功率提升持长期乐观态度。他以25年的时间尺度指出,一场低调却深刻的变革已然展开——更理性、更有针对性的研发方式,正逐步降低失败率、压缩成本,并扩大健康寿命改善的全球可及性。

Aulis Capital经营合伙人Nisa Leung女士聚焦当下的融资环境,指出资本纪律已成为成功创新的决定性特征。她认为,真正具备长期影响力与回报潜力的公司,往往由精干、高效、强调执行力与创新精神的创业者所领导。在资金趋紧的环境中,每一美元都必须发挥更大的价值,这不仅塑造着企业行为,也在重塑研发本身的形态。

VZVC联合创始人兼经营合伙人Vijay Pande博士展望了一个公共健康预期发生根本转变的未来——医学将从“治疗疾病”逐步转向“预防疾病”。他认为,预防与长寿将成为医疗体系的重要支柱,而AI在很大程度上将改变医疗服务的经济学基础。尽管这一愿景颇具挑战性,但他强调,其底层基础已在逐步建立。

Sofinnova Partners经营合伙人Henrijette Richter博士强调了欧洲作为全球生物技术创新引擎的崛起。她指出,欧洲长期积累的科研实力,正越来越多地与充沛的私人资本相结合。更大规模的基金、更深层次的协作以及来自美国投资者的持续关注,正共同构成一个正向循环,推动欧洲在全球研发版图中扮演更加重要、开放且具有竞争力的角色。

Canaan Partners普通合伙人Tim Shannon博士则将讨论重新拉回到分子层面,重点介绍了“诱导邻近效应(induced proximity)”这一创新作用机制。他指出,该策略能够解锁传统治疗模式难以触及的全新生物学问题,并以可规模化的小分子方案实现突破。在兼顾创新性、可制造性与成本效率的前提下,这类技术有望将先进疗法惠及更广泛的患者群体。

杨青博士也用三个关键词为本场讨论,以及本次药明康德全球论坛做了总结:第一个关键词是“乐观”——在放晴的旧金山,现场切实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第二个关键词是“勇敢新世界”——革命性的技术正深刻改变着整个产业和生态圈;第三个关键词是“振奋”——论坛嘉宾们的分享,也描绘出了通往2026年及未来的巨大机遇。
同行致远
整场论坛以特邀嘉宾、著名诗人及剧作家Jon Goode先生的思考和灵感作为精神主线,其文字贯穿论坛的开幕、中场与闭幕。通过三个精心编排的篇章,他道出了全球生命科学界共同的目标:真正的创新,不只是技术的飞跃或时间表上的节点,更关乎每一个决策背后所影响的真实人生。他的文字抓住了合作、责任,以及众人携手前行的力量的本质,也让在场的每一位有机会停下脚步,重新思考初心,并再次承诺:我们要做的,是把生的希望,真正变成可及的“治愈性”突破。

当论坛接近尾声,他的诗句依然在人们心中回响——它们印证了这一天反复传递的信念:医学的进步,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无数人怀着共同使命,并肩前行,为全球患者、家庭和社区一起创造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