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生物醫藥產業正在快速迭代變化。一方面，新靶點、新技術、或是新分子療法的湧現，無形中增加了新藥研發的複雜性；另一方面，外部環境的風雲變幻，也在某種程度上為產業帶來了一絲不確定性。在這種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中，產業想要保持創新勢頭，做到「反脆弱」，「韌性」二字是關鍵。

近日，藥明康德聯席首席執行官楊青博士在行業媒體Fierce Biotech上圍繞這一話題分享了他的思考：生物醫藥產業的脆弱性由何而來？如何能讓創新研發保持高效？展望未來，生物醫藥產業又需要做好哪些準備？楊青博士指出，唯有打造一個更具韌性的創新體系，才能「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在複雜性和不確定中找尋到錨點，持續加速創新落地，造福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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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rce Biotech：無論是新藥研發本身的複雜性，還是資本市場、國際貿易環境帶來的變化，都給產業帶來了「不確定性」。但與此同時，生物醫藥創新的腳步並沒有停滯不前。您認為這說明了什麼？

楊青博士：我認為這恰恰體現了生物醫藥產業自身的韌性。

的確，新藥研發所處的環境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但我們也需要看到，新藥研發從來都是一項長期事業，一款創新療法從最初的科學構想到最終惠及患者，往往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持續探索和積累。

以PROTAC（PROteolysis TArgeting Chimera）為例。今年早些時候，全球首款PROTAC藥物獲批上市，但如果回溯這一技術的發展歷程，此類分子的最初概念早在近30年前就已經出現。自2016年起，藥明康德便開始支持PROTAC等靶向蛋白降解療法的研發，也因此有機會近距離見證該領域的一路發展——我們見過市場對於PROTAC分子的熱情，也見過產業對於這種想法的懷疑。PROTAC分子的理化特性並不遵循傳統小分子藥物研發中的「里賓斯基五規則」（Lipinski's Rule of Five），因此給成藥性帶來了許多全新的挑戰。靶向蛋白降解究竟能不能成為一種可行的治療手段？在PROTAC技術發展的早期，這個問題始終懸在所有人的心頭。

即便有這樣的不確定性，新藥研發人員、生物科技公司、大型醫藥企業以及研發服務機構也沒有裹足不前。大家在這一全新的領域持續投入，不斷試錯，在一次次迭代中加深對科學的理解，並持續優化技術和研發方法。這一路並不平坦，但最終，一個極富想像力的科學構想，逐漸發展成為一類全新的藥物，惠及患者。在我看來，這正是生物醫藥產業「韌性」最真實的體現。

Fierce Biotech：您剛才提到了「韌性」。從藥明康德賦能全球大量新藥研發項目的經驗來看，今天的新藥研發，最脆弱、最需要韌性的一環在哪裡？

楊青博士：產業在談到「脆弱性」時，往往首先關注像關稅、供應鏈、或是地緣政治變化這樣顯而易見的外部因素。這些當然都很重要。但從我們服務成千上萬個研發項目的經驗來看，新藥研發的脆弱性，其實並不完全來自外部因素，而是來自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將前沿科學突破轉化為創新療法的過程，正變得越來越複雜。

20年前，新藥類型主要還是小分子和單克隆抗體。如今，創新藥的範疇已經拓展到多肽、寡核苷酸、抗體偶聯藥物、靶向蛋白降解劑、細胞療法，以及越來越多的新分子療法。有意思的是，當下新藥研發人員所面臨的挑戰，不再僅僅限於「能不能找到一個有潛力的分子」——很多時候，我們已經發現疾病背後的生物學機制，並做出了驗證。在我看來，真正的難點，在於我們能不能高效地把這些生物學發現轉化成新藥。換句話說，這個轉化過程中所需的開發和生產能力，成了新的瓶頸。

在多肽和寡核苷酸療法領域，這一趨勢尤其明顯。這些創新療法有望解決部分靶點難以成藥的問題，但對工藝開發、分析表徵、特殊起始物料的獲取、以及專業化生產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很多時候，產業「一邊開飛機，一邊造飛機」：在推動產品快速進入臨床、邁向商業化的同時，還在摸索和建立適用於這些新分子類型的開發路徑和技術體系。

科學本身越來越複雜之外，企業今天還需要面臨資本效率的挑戰。儘管有潛力的科學項目依然能夠獲得資助，但投資人正變得更加謹慎，也更加關注企業能否高效獲得關鍵數據、達到重要里程碑，並最終創造價值。

這也改變了我們對「速度」的理解。過去，所謂快，更多是把已經成熟的流程做得更快；但今天的快，需要在有限的研發週期裡，解決過去沒有遇到過的科學和技術難題。也就是說，在資本更加注重效率的今天，科學和技術複雜性的影響，會被進一步放大，給企業帶來壓力。

由於新藥研發變得愈發複雜，很難有企業能夠掌握所有的解決方案。因此，合作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我看來，這也是生物醫藥產業降低脆弱性、增強韌性的關鍵。合作已經不再是一個可選項，而是創新本身不可或缺的「支持體系」。

Fierce Biotech：您提到合作對創新而言不可或缺。在您看來，生物醫藥產業所需的這種「支持體系」，應該是什麼樣的？

楊青博士：過去幾十年，科技行業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很多基礎能力往往需要提前建設和佈局，才能在需求到來之時迅速發揮作用。生物醫藥產業也同樣如此。等到一種新分子療法真正成為主流之後，再開始補齊所需的能力，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我們理解的「支持體系」，並不只是廠房、設備這些有形資產，更重要的是圍繞未來創新進行長期、前瞻性的投入。

以我們位於美國特拉華州米德爾頓的基地為例。隨著越來越多的創新分子進入後期開發和商業化階段，整個產業對製劑開發和生產能力的需求也會持續增加。在需求到來之前提前投入，就能確保那些有潛力的研發項目走到關鍵階段時，有足夠的產能進行承接，而不會因為資源不足而放慢創新的腳步。

▲藥明康德位於特拉華州米德爾頓的基地

我們還意識到，這種支持體系不僅要提前建設，建設的速度也必須足夠快。過去，一座車間從建成到完成產能爬坡、達到穩定運營狀態，往往需要22個月以上。也就是說，一個新的生產車間要接近兩年時間，才能真正釋放全部產能。對於一個快速變化的產業來說，這顯然不夠高效。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做了兩方面的改變。首先，我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內部培訓體系，讓新員工能夠更快掌握所需的技術能力、積累實際操作經驗，達到我們的質量生產標準。其次，依託藥明康德的全球規模和網絡，在一個新基地啟動時，我們可以輕易調集100多名富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工程師和專業生產人員提供支持。

通過這些方式，過去需要兩年的爬坡過程，已經可以縮短到幾個月。這意味著客戶向前推進項目時，不必再等待產能準備就緒。當他們的項目跨越關鍵節點，進入新的階段，我們早已具備了相應的賦能體系，可以隨時提供支持。這就是我們為產業所打造的具有韌性的「支持體系」。

Fierce Biotech：您前面提到能力建設、支持體系以及全球協同的重要性。在如今的新藥研發中，哪些因素最能決定一個項目能否最終成功？

楊青博士：速度和質量依然是決定新藥研發成敗的兩個關鍵因素。但和過去相比，今天同時做到「又快又好」要難得多。

20年前，新藥研發的很多路徑相對更加標準化。如今新藥研發的挑戰已經不只是做好每一個環節，而是要在整個研發週期中，快速協調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能力和資源。因此我認為，決定成功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能否實現真正的一體化研發。

以小分子為例。自2021年以來，分子量超過600 Da的化合物佔比增長了60%以上；與此同時，對於那些合成路線較長的分子，平均合成步驟也增加了22%。

初看之下，這似乎只是說明化學合成變得更難了。但在我看來，這本質上是一個「一體化」的問題——隨著分子越來越大、結構越來越複雜，項目能否順利推進，不僅取決於新的合成方法，還取決於是否具備與之匹配的定製化分析方法、更先進的純化策略、製劑開發能力、工藝開發能力，以及最終規模化生產的能力。

這些問題需要化學家、分析科學家、工藝工程師、製劑專家以及生產團隊從項目早期就開始協同，及時共享信息、共同判斷風險，並儘可能在問題出現之前就進行解決，降低項目的風險。

此外，還有一個因素經常被忽視。它可能不像新靶點、新分子類型等那麼受關注，但對於成功同樣必不可少，那就是配套先進的儀器和設備，擁有高水平的分析和純化能力。如果缺少合適的技術平台和專業經驗，就很難分析複雜分子的特性，也很難做出關鍵的研發決策。很多時候，這些平台能力的質量和規模，決定了一款候選分子能否高效研發，走向患者。

Fierce Biotech：在今天的對話中，您多次提到，生物醫藥產業當前最大的挑戰已經不只是發現創新，而是如何把創新真正轉化出來。展望未來，您認為產業還需要做出哪些改變，才能跟上創新發展的速度？

楊青博士：藥明康德的願景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藥，難治的病」。我們之所以特別強調「沒有難做的藥」，是因為這件事比很多人想象中更難。

在我看來，產業發展的瓶頸並不是缺乏創新。新的科學發現依舊層出不窮，但很多富有潛力的分子類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製劑、開發和生產挑戰。因此產業在未來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前沿的科學創新，真正轉化成可開發、可生產、最終可惠及患者的藥物。

之前我提到過PROTAC療法。其實很多新一代小分子藥物，也同樣面臨著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問題。隨著小分子變得越來越大、結構越來越複雜，製劑已經成為決定研發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而解決之道在於噴霧乾燥和熱熔擠出這樣的全新技術，以及知道如何應用這些技術的專業人士。

多肽和寡核苷酸療法也有類似的趨勢。這些新分子具有很強的可編程性，有望帶來更精準、更為個體化的治療。但與此同時，它們在開發和生產上的複雜程度也遠高於傳統小分子。為了發揮它們的潛力，新藥研發人員可能需要把這些分子與抗體或是其他功能性載荷進行偶聯，或是將它們包裹進脂質納米顆粒。每一層額外的設計，就會帶來一系列新的技術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被逐一解決，再好的科學構想也很難真正走到患者身邊。

從某種意義上說，創新始於發現，成於執行。所以我認為產業未來不僅要找到科學上的突破，更要確保每一個充滿潛力的創新想法都能最終轉化落地。誠然，重大的科學突破更容易被聚光燈捕捉，但很多時候，恰恰是這些看起來不那麼耀眼的開發和生產能力，決定了一個創新想法最終能不能變成造福病患的藥物。